2014年6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重大能源战略思想。中国能源需求的压力巨大，能源供给的制约较多，能源技术水平总体落后，能源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环境损害严重。与此同时，伴随着世界能源转型的大趋势，中国作为能源大国和负责任大国，也肩负着推动技术创新、促进地区能源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能源认知革命：能源的本质属性是可以持续创造价值的资本

能源革命的基础，首先是认知革命，是正确认识和理解能源的本质属性。各种能源形态都有一个蕴含着潜在价值的“内核”即资本，这是一种对于能源形态本质属性的认知革命。

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四次重大能源转型或能源革命，每一次都是对能源的资本属性进行揭示，并将其价值凝结和积累的革命性进步。第一次，人类学会了钻木取火，可以称为“植物能源时代”。第二次，西方工业革命中催生的蒸汽机需要大量的煤提供动力，可以称为“煤炭时代”；随着技术的进步，使用更加方便的石油和天然气被发现并固定下来，可以称为“石油时代”。第三次，人类将蕴藏在原子核深处巨大的能量释放出来为人类所利用，人类进入了“核能时代”。第四次，目前面临能源革命浪潮，各种新型能源形态的价值潜能被发现并固定下来，可以称为多元化的“新能源时代”。

在每次能源转型革命中，各类能源形态的价值潜能即资本属性被挖掘出来。能源资本是由能源资产转化而来的，这种转化需要四个因素。

一是货币资本。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就是一个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用货币资本所购买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包括各种能源形态)中，已经凝结了上一个生产循环中所创造的货币资本的价值。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后，投入到其它经济活动之中，其价值凝结在生产过程所形成的商品中了，由此完成了一个被马克思称为“产业资本”的循环。正是由于这种循环，货币资本才成为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要素之一，它也就成为携带着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基因”了。

二是人力资本。人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发动者、参与者与直接的价值创造者。在经济活动中，人力所蕴含着的资本要素在发挥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三是技术平台。能源资产要想转化为资本，必须要有一定的技术平台。技术平台涉及不同形态的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各种技术手段，因此它也是能源资本持续创造价值的“遗传基因”的“孵化器”。

四是市场环境。商品交换和经济运行必须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进行。不同的市场环境，影响或决定着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的异质性。能源资产只有在市场环境中，才具备了转化为资本的必要时间和空间。

人们经常把能源资源与其它自然资源视为同样的生产资料。实际上，能源资源与以矿产资源为代表的其它自然资源的本质区别，就是能源资源具有资本的属性，也就是说，当能源资源通过资产这种社会形态转化为资本后，可以持续创造价值；而矿产资源大多数只是某种生产资料，在这种商品中也许需要这种生产资料，而在另一种商品中也许就不需要了，因而在商品生产的过程中具有使用价值的独特性。能源资源在任何商品的生产过程中都是需要消耗的，因而具有使用价值的普适性。这种普适性与作为商品价值表征的货币类似，可以购买任何商品。因此，使用价值的普适性是区别能源资源与其它矿产资源(或生产资料)的内禀特征。

资本是人类在创造财富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权力，这种社会权力的恰当运用，结合人类的新的劳动，又可以创造新的价值，形成新的财富。这个过程循环往复，各种能源形态在这个价值创造的过程中，犹如“细胞分裂”一般，从劳动和资本中分离出来，成为在某种正规所有权制度下的资产，然后再通过前述货币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平台和市场环境这四种要素而转化为一种独特的、可以持续创造价值的资本形态——能源资本，这四种要素便是构成能源资本DNA结构的四种“遗传基因”。

能源消费革命：消除由于能源资本过度消耗而形成的“迭加蝴蝶效应”

能源消费的本质是资本的消耗。所谓不合理，就是消耗了能源资本而没有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同时对生态环境造成了破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改善产生正向干涉效应。

能源资本DNA结构的每一种“基因”，既有作为资本的创造价值、驱动经济增长的“遗传”功能，也有阻碍资本发挥其价值创造能力的“变异”功能。这两种功能的载体分别是驱动因子和约束因子。能源资本的驱动因子，指各种能源形态所含有的能量值及其价值潜能，主要以能源资本投入数量的多少来表征，反映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投入的强度。能源资本的约束因子，指把各种能源形态的能量值及其价值潜能释放出来的水平和效率，决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的好坏，主要以能源资本使用效率的高低来表征，反映技术进步的水平。

能源资本的双因子类似于生物学中DNA的双螺旋结构，通过某种机制形成能源资本的内部稳定性，就是一个因子发挥作用，是以另一个因子发挥作用为条件。比如，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供给充足时，能够有力推动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过程，对经济增长具有驱动作用；反之，对经济增长就具有约束作用。推动能源消费革命、抑制不合理的能源消费，就是尽可能协调能源资本的双因子执行功能，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尽可能少地消耗能源资本，并使生态环境受到较少的破坏。在生产过程中消耗能源，二氧化碳排放逐渐增长并不断积累，使得地球生态环境持续恶化。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为“迭加蝴蝶效应”。

过去很多人认为，污染是进步的代价。但从长远来看，污染对经济增长的阻力可能更大。如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有意识地制约能源资本驱动因子的职能，加强约束因子的职能，“迭加蝴蝶效应”就会受到制约甚至消除，这种现象为“逆蝴蝶效应”。

不同的能源形态，对环境的影响不同；相同能源形态的不同使用方式，对环境的影响不同；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技术平台不同，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同。为了消除或缓解能源资本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必须对构成能源资本DNA结构的四种“基因”的性状进行改造，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其“遗传”特性。这种改造的具体化，就是实现能源形态的转型，其实质就是在特定的市场环境中，通过货币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恰当投入，开发出某种新的能源形态转化为资本的技术平台。通过这种“基因”改造，有效地促进能源资本的双因子协调执行职能，达到既促进经济增长，又减少对生态环境的污染，也就是更好地发挥双因子的正向干涉效应，从而有效消除生态环境的迭加蝴蝶效应，努力促进逆蝴蝶效应的形成。

能源供给革命：夯实能源资产转化为能源资本的物质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能源供给革命，建立多元供应体系”，蕴含着两项重要内容：一方面，要不断扩大各种能源形态的供给渠道和总量，为能源资源和能源资产转化为能源资本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要加快能源转型的步伐，为绿色发展提供新的能源形态和能源利用方式。

现代文明的能源利用趋势，是由“高碳”向“低碳”转变，由“低密度”向“高密度”转变，由“黑色”向“绿色”转变。这种转变是能源形态和能源利用方式及效率的转变，各种能源形态所蕴含着的资本属性并没有发生变化。

能源转型，主要针对的是能源消费量的转化、能源形态的转变以及能源资本的转移。能源消费得太多了，就需要减下来，这是转化；“精英能源”不够了，就需要新能源，这是转变；资本追求高额利润的本质属性，促进了能源在更大区域的流动和配置，这是转移。能源转型的过程，是对庞大的社会工业体系、生产方式、经济结构重塑的过程，关系到许多行业的生死存亡和对人民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的颠覆。这对所有国家都是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对于尚未完成工业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不在经济上有所牺牲，就很难在环境约束和成本约束中达成平衡。

历史的经验表明，能源系统作为现代社会最复杂、资本集中并且体量庞大的基础设施，具有强大的内在惯性。能源转型不是单纯地用一种能源形态替代另一种能源形态，而是牵动着整个社会的综合转型，意味着能源资本供应体系的重塑，也就是对能源资本DNA结构的四种“基因”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基因改造工程”。

能源转型的一般含义，就是由新能源代替旧能源。什么是新能源？需要从两个维度来认识：一是某种能源形态利用的先后次序，二是某种能源形态利用的技术手段的新旧程度。以煤炭为例，它是典型的老能源，但燃煤未必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只有不清洁地燃煤才会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如果采用先进的清洁化利用技术，比如，采用超临界和超超临界的高效燃烧发电技术用煤来发电，然后用电来采暖，就比燃烧散煤采暖和陈旧的燃煤发电的方式清洁得多。再比如，如果用煤来制油和制氢，而且同时用被弃的风电和太阳能作为这种工业化生产的能源，那么就可以大幅降低现代煤化工的二氧化碳排放。另外，煤炭中的有效成分被提取之后，剩余的煤渣可以制成有机肥料，既可以改良土壤品质，又可以种植各类植物，为人类进入更高水平的种植能源时代创造条件。这是一种利用煤循环分解原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维和路径。

从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存在着三个不同：第一个不同是有限的可用性与永久的可用性，越用越少的能源形态总要被理论上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新能源形态所替代；第二个不同是有排放物与零排放物，落后的能源利用技术总要被先进的技术所替代；第三个不同是它们的体系差异，也就是打通传统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之间的体系转换通道。自然界并不存在“终极能源”，总是需要多种能源形态的组合。

能源转型是一场革命，应该分两步走：第一步，低碳取代高碳(油气取代煤炭)；第二步，无碳取代有碳(非化石能源取代化石能源)。从现在国际上的一些实践来看，这是可以做到的。在供给侧和需求侧两个方面都要减少能源的消费，逐步加大非化石能源的供应比例，采用更加先进的技术提高能源的转化效率，这是能源供给革命的本质要求和目标。

能源技术革命：促进能源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的乘数效应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带动产业升级”，其核心是实现绿色和低碳，这是一种全新的人类生态文明观。科学技术之所以在生产力诸要素中占据第一的位置，就是因为它在发展过程中通过不断创新而持续创造价值。

人类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后,出现了各类新能源形态，极大地丰富了可以转化为资本的能源资产的种类和数量。每一阶段都伴随着重大的技术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能源资源转化为能源资产的技术创新；二是能源资产转化为能源资本的技术创新；三是能源资本利用的技术创新。每次重大技术创新都离不开能源资本的驱动，这种驱动的效果表现出一种“乘数效应”。也就是少量的能量就会雪崩式地产生巨大的能量。能源资本的投入可以使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产生“乘数效应”，而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又促进了能源形态的转型和能源资本使用效率的提高，也产生了一种“乘数效应”，因此，能源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乘数效应”。

随着能源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为技术创新提供了一个平台，同时也促进了各种技术与商业模式的深度融合。技术领域的真正颠覆，来自于边际的革命，影响能源的很多技术并非出自能源行业自身，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将会对其它领域的技术创新带来某种“乘数效应”，而其它领域的技术创新，也会对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带来某种“乘数效应”。我们称这种现象为“搭车乘数效应”。能源资本与技术创新之间的“搭车乘数效应”表现出两个特征。

一是老能源支持了新技术。太阳能是最古老的能源，它是未来世界最理想的能源之一，其资源量远远超过地球上包括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在内的所有化石能源总量，太阳能发电被视为可再生能源行业最有前景的发展方向。

二是新技术驯服了老能源。技术创新的突破，并不是停留在简单的转型层面，而是将形成新的生产力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煤炭是古老的能源，但把煤炭转化为各种机动车都要使用的油类，则是最新的技术。煤制油作为一个新生事物，经过许多技术创新和突破，最终形成了一个有序发展的产业。

人类社会中的各个技术领域都与能源有着密切的联系，任何一项技术的突破，都离不开能源资本的投入；反过来说，只要任何一项技术创新取得突破，都会对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技术平台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以人工智能(AI)为代表的智能化技术正在掀起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浪潮，以5G为代表的移动通信技术正在与人工智能、大数据紧密结合，开启一个万物互联的全新时代。5G技术将支持能源领域基础设施的智能化，并支持双向能源分配和新的商业模式，以提高生产、交付、使用和协调有限的能源资源的效率。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电网通信、智能电网等领域将成为5G在能源行业的重点应用场景。能源互联网技术将实现以能源为本质、信息为支撑的信息能源基础设施一体化，正在越来越成为能源资本在全球范围流动的一种新渠道和新方式，有望成为实现世界经济脱碳、提高电力使用效率乃至促进全球范围扶贫事业的关键技术创新。

能源体制革命：构建有利于能源资本创造和流通的市场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动能源体制革命，打通能源发展快车道”，通过体制革命“还原能源的商品属性”。能源的资本属性，决定了能源是一种商品，也就是把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使其价值凝结在商品之中。这就需要通过能源体制革命创造出一种有利于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的市场环境。

将资源转化为资产，再将资产转化为资本，核心的问题是要挖掘资源的价值潜能，资产只不过是为资源的价值潜能找到一个“主人”。能源资源一旦被投入人类的生产活动，其所有权属性就变得重要了。资源一旦纳入所有权的范畴，便具备了转化为资产的社会条件。能源资产转化为资本，需要一个必要的社会条件——确立一种规范的所有权制度，通过恰当的形式来表述资产的特性，使人们将资产重新组合，使之变得更有价值，创造出资本。经济增长的核心就是以低价值的投入获得高价值的产出。

理解所有权问题的重要性，必须放在全球性的工业革命浪潮的大背景下，资本进行全球配置，市场决定价格也有诸多制约的因素，市场环境既包括市场竞争，也包括政策调控。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发现和确定合理的能源价格，其最终的市场效益应当是：有利于能源技术的创新与进步，有利于新能源的广泛利用，有利于能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最佳利益平衡。偏废任何一个因素，都不是真正的市场，更不是“好”的市场。这种市场力量和功能的发挥，必须在正规所有权制度的基础上才有实现的可能。

能源国际合作：确保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形态供应和能源资本流通

中国的能源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这是对能源供应安全的最大挑战，在某些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会成为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自然法则告诉我们，一个孤立的系统只有向外系统开放，吸取更多的外界能量，才能维持自身的正常运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实现开放条件下能源安全”，就是要求中国能源领域通过向外系统开放而吸收新的能量，从而取得新的发展和进步。

大国和强国的标志很多，但无一例外都是能源大国和能源强国，这种大和强包括供应和消费两个方面。中国是第一能源消费大国，能源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对于这个事实，我们必须从两个方面来看待：积极的一面，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不断从外系统吸收能量，以保持最低的熵增加；消极的一面，一旦能源安全成为问题，国家的总体安全失去了物质基础和动力来源。面对这种严峻的现实，中国必须加强能源领域的国际合作，主要解决三个重大问题：一是解决中国能源供应的充足问题；二是解决中国能源技术的进步问题；三是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力来源问题。

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持续升高，意味着中国油气消费逐渐以依靠国内资源为主转向以依靠国外资源为主。目前全球油气资源丰富，但油气分布的不均衡性十分突出，少数国家或地区占据绝对垄断地位。随着各国把油气确定为本国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全球油气资源争夺愈演愈烈。从某种角度看，能源领域的技术差距更能影响中国的能源安全，技术应用不仅是技术本身的问题，它还涉及到诸如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和能源效率及人均能源消费水平提升等问题。目前，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需要通过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结合自主创新而取得能源技术和其它相关技术领域的发展，为中国能源供应安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如今，中国已经逐渐形成了与西方传统能源安全观较为不同的“新能源安全观”，既包含了更多供应含义的安全，又包含了更多社会含义的安全，对内强调能源效率和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对外主张全球能源安全的共营共治共享。在“新能源安全观”的指导下，中国能源国际合作在合作途径、内容、机制、合作对象等方面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强调“引进来”，也鼓励“走出去”。2013年10月，中国政府首次把核电“走出去”上升为国家战略，并推动将核电“走出去”作为中国与潜在核电输入国双边政治、经济交往的重要议题。中国当初引进西方的核电技术，经过自己的消化、吸收、再创新，从“跟跑者”到“并跑者”，再到某些领域或项目的“领跑者”，这都是改革开放这一强国之策的结果。实践证明，只有继续改革开放，大力加强国际合作，中国的“新能源安全观”才能得到具体的落实。

当代世界处于一个“大能源时代”，能源权力被重新构建，不再以“油权”为唯一核心，还包含“能源供应权”、“能源需求权”、“能源技术权”、“能源金融权”以及相应的“能源碳权”等。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原油进口国，巨大的消费力和消费市场使之拥有了对能源价格的影响力，也在重新塑造其对外能源关系。中国将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能源治理，提升国际话语权。中国在能源领域的影响力增大，也就是增强了能源安全性。

从能源供应、能源技术开发、能源价格确定和国际能源资源分配等几个维度来看，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程度越深，能源资本的创造与供应的安全性就越高，杠杆效应也就越明显。通过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一定能够确保全球范围内的能源形态供应的充足和能源资本流通的顺畅，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便有了坚实的能量和动力基础。